十天的大师课是我大学生活三年中最快乐也是难熬的日子。每天早起我都为能在放假的日子都能见到他而兴奋，到了学校又为了逃避他的身影和故作正经而痛苦。我本身就不是很会跟外国学生那种社交文化相融合，对于他们无休无止的嬉笑打闹总是视而不见，或者保持一段不远不近相敬如宾的态度。在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实地考察，学生们像春游一样，画板背包摄影器材一应俱全地上了去小岛的汽船。我也带好了各种记录器械，在船靠窗的位子坐下来开始看当天的报纸。Gabe的声音从我右边传来，他在问我报纸上的问题。我一边回答一边环顾一番，却没见到安吉拉的身影。

“啊，这是在讲中国共产党开会呢。安吉拉怎么不来实地考察？那你要帮她记录所有东西啊？”

“安吉拉？她觉得这个课程太紧张，退组了。”

“哦。”我真想问他和安吉拉怎么了，我看不到他们两个之间那种Gabe and Ves类型的牵畔。一切都是我听说的，他们怎样在墨尔本就互相吸引然后不知怎么的Vesna就退出了这场关系，让所有人都脱颔惋惜。既然整个年级都这么传说着，他们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出来面对或者对这种留言解释，我也就宁为其有的相信了。硬生生把问题吞下去后，我又低头看报纸，Gabe见我把这个话题关闭了，就在我身边坐了下来，问：“那你是共产党员吗？”

“还不是。”

我惊讶他今天怎么聊兴这么高，平时也就是点头之交。为什么他不参加其他外国学生的讨论而要在我这里继续这么严肃的话题？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疑问我都没有说出口，只是觉得自己过于简短的回答可能会把这场难得的谈话推进坟墓。正当我在心里大打自己耳光，后悔不起个别的话头时，他凑过来研究我手里的报纸，似乎想明白一点汉字在说些什么的样子。“很有趣……”他的表情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还皱着眉头，认真地在思考，“很有趣……因为你人在澳大利亚，而且是这么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你还能保持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心态……那你对这种中央集权制的政府系统有什么看法呢？”

如释重负，我长出一口气。放下报纸，开始了我跟他之间第一次长谈。船开了四十分钟，我们互相辩论着，引证据典地发表着自己对于多党派与一党派的不同看法。我们很一致地讨论到日本无宗教的新一代是多么可悲，鄙视一种以经济泡沫建立起来的所谓后现代宗教信仰；我们还继续聊起冰岛迷幻系歌手及加拿大新世纪音乐组合的相似之处，互相保证一定要交换西藏音乐和英伦摇滚的光盘；他对我顽固的爱国热忱感到钦佩，同时也怀疑这种洗脑式的教育是否值得；我对他自由无束的生活方式表示羡慕，也用事实列举由于不同国情而延伸出适合当地国情的重要性。我们是那么争锋相对又惺惺相惜，有时同时陷入思考的沉默而让周围安静的像一座空城，有时又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嘈杂的像两只鹦鹉。还是汽船靠岸的剧烈摇晃让我们暂停了这场谈话。时间和距离像通过了虫洞，瞬间就到了下一个坐标，我们边站起身准备下船，边无奈地承认还是用相对论来解释这个世界的物理现象最直接和接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