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加班。
写了三章。
又见到Gabe了。很高兴。
心里不会再乱了。
我只知道自己还是很爱他。

相对论的确是正确的，又一年呼啸而过。我看着自己手里的最终结构报告，等待着最后的课件演讲，似乎什么都是最后，最后，最后，他也是么?

三年不变的Gabe Style，让他熬了三天的夜才赶出了报告和演讲板，还有一个模型到临上台前还在组装。我完成了十五分钟的演讲后，在一群朋友的恭喜声中走到后排，觉得头脑里空白一片。这两年里的妄想般的期待，扭曲和矛盾，还有一切的挣扎和迷惑，在这个时候都显得这么苍白无力。我看着他走上讲台，也看到Vesna在另外一组一声不响地朝我们这个方向扫了一眼，安吉拉不在周围，最近很少看到他们两个有什么接触了，只有他的一帮男性朋友都拖了凳子过来想给他捧场。一片拖动器械的骚动，让他的演讲没有立刻开始，我看到Gabe朝我这里看了一眼，眼神又扫向远方，两只手互相轻轻搓动着，紧张而不安的样子。

我于是轻轻地鼓掌了，慢慢大家也都安静下来，都开始鼓掌，一片不寻常的热烈掌声让老师和嘉宾建筑师都惊讶地回头，说Gabe很受欢迎嘛，那就赶紧开始吧，别让大家等了。

十五分钟还是二十分钟的演讲，我什么都没有听见。我跟随着他的一举一动调整自己的视线，注视着他越来越有自信的眼睛，贪婪地默念着他的名字，祈祷有那么一次机会能让我抚摸他卷曲的睫毛。我用尽全力地记忆着他的样貌和神情，虽然这已经好像告诉金鱼离开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那么多余，因为我的心早就被自己的幻想烙得深刻而疼痛，每一条凸起或凹陷的痕迹都蚀刻着他的一切，就算微微擦过也无法避免那种冷的烫手的悲伤。当他在又一次热烈的掌声中走下讲台，我不由得回头寻找Vesna，我想看到他因为Vesna鼓励认可的目光而欢乐地微笑，这样他一定会在最大的喜悦中结束大学的三年生活。

可是Vesna连人都不在。

我惋惜地回过身来，Gabe却就站在我的面前，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说：“谢谢你，Wendy。”

忍住自己想哽咽的冲动，我也用右手友善地拍了一下他的手肘，说：“做得好，Gabriel，恭喜毕业。”

他突然把头轻轻靠在我的肩膀上，喃喃自语地说：

“我很累……”

身体不听使唤，我的右手还尴尬地半举在胸前，全身的肌肉都好像瘫痪了一样。就一秒的功夫，他抬起头来说：

“Wendy，毕业典礼还早呢。我们会再见面的，我保证。”

我觉得自己好像点了点头，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展开了我见过的最灿烂的微笑。他微微泛红的双眼完全放松了，双眉间的疲态让他看上去好像一个要打呵欠的希腊雕像。澳大利亚十月晚春的夕阳在窗外燃烧，铜黄色的玻璃贴面在他的身后照耀出一环暗金色的光环，这是属于我的笑容，这是属于我的承诺，这短短的几分钟足以给我的大学生活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了。

“我保证。”他强调了一遍，轻轻握紧了我的手臂。

也许是我反应实在太慢，还没等我说出一个好字，他已经握着那辆被他称为“爱人”的自行车把手往外走去，他的朋友们也都做完了演讲，呼啦啦地收拾东西往门口涌。在大呼小叫的人群中，我努力踮起脚尖，想目送他出门，却看到他在门口回头，还来不及转开视线的我只能傻傻的站在原地。他松开握住车把的右手，稍稍侧过身子让人流好从身旁通过，做了一个“六”的手势，把小指和拇指靠在耳边，嘴型夸张地说了句无声的话。周围的嘈杂声都消失了，我捂住嘴阻止即将滑落的泪水，分明听到他的声音在我的头脑里回响：“Call me,”他说，“Remember.”

我只能用力的点头，用力的挥手，用力地抑制想冲上前拥抱他的欲望。课室里的夕阳浓得像我用红笔做的记号，洇在宣纸一样白的巨大画板们身上，把所有的记忆都浓缩在我挥手的阴影里，密度高的让我大口呼吸着，觉得盛夏也许马上就要到了。

十天的大师课是我大学生活三年中最快乐也是难熬的日子。每天早起我都为能在放假的日子都能见到他而兴奋，到了学校又为了逃避他的身影和故作正经而痛苦。我本身就不是很会跟外国学生那种社交文化相融合，对于他们无休无止的嬉笑打闹总是视而不见，或者保持一段不远不近相敬如宾的态度。在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实地考察，学生们像春游一样，画板背包摄影器材一应俱全地上了去小岛的汽船。我也带好了各种记录器械，在船靠窗的位子坐下来开始看当天的报纸。Gabe的声音从我右边传来，他在问我报纸上的问题。我一边回答一边环顾一番，却没见到安吉拉的身影。

“啊，这是在讲中国共产党开会呢。安吉拉怎么不来实地考察？那你要帮她记录所有东西啊？”

“安吉拉？她觉得这个课程太紧张，退组了。”

“哦。”我真想问他和安吉拉怎么了，我看不到他们两个之间那种Gabe and Ves类型的牵畔。一切都是我听说的，他们怎样在墨尔本就互相吸引然后不知怎么的Vesna就退出了这场关系，让所有人都脱颔惋惜。既然整个年级都这么传说着，他们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出来面对或者对这种留言解释，我也就宁为其有的相信了。硬生生把问题吞下去后，我又低头看报纸，Gabe见我把这个话题关闭了，就在我身边坐了下来，问：“那你是共产党员吗？”

“还不是。”

我惊讶他今天怎么聊兴这么高，平时也就是点头之交。为什么他不参加其他外国学生的讨论而要在我这里继续这么严肃的话题？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疑问我都没有说出口，只是觉得自己过于简短的回答可能会把这场难得的谈话推进坟墓。正当我在心里大打自己耳光，后悔不起个别的话头时，他凑过来研究我手里的报纸，似乎想明白一点汉字在说些什么的样子。“很有趣……”他的表情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还皱着眉头，认真地在思考，“很有趣……因为你人在澳大利亚，而且是这么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你还能保持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心态……那你对这种中央集权制的政府系统有什么看法呢？”

如释重负，我长出一口气。放下报纸，开始了我跟他之间第一次长谈。船开了四十分钟，我们互相辩论着，引证据典地发表着自己对于多党派与一党派的不同看法。我们很一致地讨论到日本无宗教的新一代是多么可悲，鄙视一种以经济泡沫建立起来的所谓后现代宗教信仰；我们还继续聊起冰岛迷幻系歌手及加拿大新世纪音乐组合的相似之处，互相保证一定要交换西藏音乐和英伦摇滚的光盘；他对我顽固的爱国热忱感到钦佩，同时也怀疑这种洗脑式的教育是否值得；我对他自由无束的生活方式表示羡慕，也用事实列举由于不同国情而延伸出适合当地国情的重要性。我们是那么争锋相对又惺惺相惜，有时同时陷入思考的沉默而让周围安静的像一座空城，有时又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嘈杂的像两只鹦鹉。还是汽船靠岸的剧烈摇晃让我们暂停了这场谈话。时间和距离像通过了虫洞，瞬间就到了下一个坐标，我们边站起身准备下船，边无奈地承认还是用相对论来解释这个世界的物理现象最直接和接近真理。

一天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岛上各自徘徊，而他总是从某个角落里钻出来，看到我站在高处或远方，就举起照相机比划着拍照。我确定这是出于艺术性的判断，当时我所站的地方一定聚集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构图要素，其光线折射或色彩对比一定是符合了他的胃口。为了让我自己能投入到这次实地考察的机会，我刻意避开他的路线，努力专心的画下每一处值得发展的景点，在草图本上疯狂地设计一些不可能实现的结构，就这样我成功地让自己进入了一种眼不见外物的工作狂境界，似乎有了大师课和这次无所顾忌的谈话后，我终于把自己彪马一般的感情拉回到圈里，并且自信满满地创造出了一种严肃学习的氛围了。

“你跟你男朋友怎样了？”

“习惯了，就这样呗。”

“哦……那可不太好。”

“我知道。可是这么多年了，不习惯也习惯了。”

“习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词……不应该是一段感情的基础。”

“Gabe，有时候生活现实得让你想吐，但是你还必须在这种生活里过下去。这是很长篇的故事，有机会的话……”

“那你保证了？有机会我们要好好聊聊。”

“我保证。对了……你的东西做的怎么样了？”

“啊……我他妈的完蛋了……”

“哈哈Gabe你总是比较滞后的，不如现在就跟老师要延长时间吧，反正上半学期刚开始……”

“Wendy，你这不是在笑我么？嘿嘿……我跟你说了，今天晚上一定会做完的……”

……

八点多了。大二的课程突然紧张起来，我经常守夜，他也不例外。只是教师里的人随着交课件的日期逼近越来越多，有人带来了一个好音箱，能放流行的mp3 cd。于是Bejork不再歌唱了，Hip-Hop和民谣摇滚比较迎合大众的口味。他每天带着手提电脑，坐在我的对面用大耳机听歌。

大学里呆的时间久了，我在一年前了解到vesna 是我们同级一个高大黑发的拉脱维亚女孩的名字。她聪明而勤奋，成绩永远是名列前茅的。Gabe的创造正好和Vesna有一种共鸣，于是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两个总是一起迟到一起守夜。一年级下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羡慕他和他的一帮朋友，包括Vesna。他们总是充满艺术氛围，有许多活动，讨论一些最新出的流行建筑书籍，还有一些我听都听不懂得派对和公益演讲等。

他和Vesna是那么金童玉女地在悉尼大学的草坪上走着，好像无数爱情小说里面形容的那样，他看Vesna的眼神是一种带着默契的爱恋，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亲密的动作，但整个年级都明白这是一对有着强烈心灵和身体联系的恋人。他们都带着相似的手链，暗灰色的皮革上穿着方形的陶瓷小珠，Gabe 和Vesna，汇合了创造、激情、理性和浪漫。

当我发现自己开始过渡分析这一对男女时，已经太迟了。我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痛苦无比的大学时代单恋或暗恋的信号；这就是那种会被永远尘封后带进黄土，无从对人说起，愚蠢而执着的青年记忆。这一切都慢慢的浮现出来，巨大而具侵略性，马上开始腐蚀我的生活。讽刺的是我和Gabe之间随意的对话还是继续着，大二这种尴尬的分组让他坐在了我的对面，所以我们每天都有礼貌的互相微笑，殊不知我平常的生活已经被他牵引着发展，每天一早我都第一个到达课室，因为我想成为第一个跟他说早安的人；每天晚上无论他熬夜到几点，我都会等他收拾完东西准备走时跟他说晚安，为的是成为最后一个陪他在课室里完成一天工作的人。我的生活，无法停止地变成了他的一颗卫星，用尽一切力量保持着自传的频率，却无法逃避日益增加的恒星引力，徒劳得每天向他靠拢，却永远没有足够的力气进入第一卫星的轨道。

这并不是一见钟情的桥段，第一次正式认识他是在大一下半学期刚开始时的一个深夜，我正焦心地想在当晚完成设计课件的透视图，一直到十点都还待在学校课室里面，支着个大画板。看看周围就只有另外一组的一个男生在摆弄模型材料，还跟着他自己带的小音响哼歌。我们似乎都知道对方对“今晚不成功便成仁”的固执，相视一笑便继续骄傲地享受大学生活中守夜工作的优越感了。

他就坐在离我两个工作台远的地方，当时由于我着急画图，也没怎么多留意。只知道他很安静，动作很轻，也很慢，对比我和他之间的工作进度，这个男生简直就是在雕木头花。从头到尾，他的音响里传出奇特的音乐，有女人的呼吸，或者不知名野兽的吼叫，还有完全跟不上调和没有节奏的轰鸣。他不时地把音量调小，估计怕吵到我。看到他已经手忙脚乱的浪费时间了，我把宽大的画板移开一点，对他说：

“没关系，你放出来听吧。我也挺喜欢Bjork的。”

我看到他惊喜地抬起头，于是我用一贯的公共微笑礼貌地说：“她很特别。所以没关系啦，不用在意音量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Bjork，我是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Bjork的。”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孩子般无暇的喜悦，我看到他的眼睛是深褐色的，好像陈年的黄宝石，深陷的双眼皮上方，狭长乌黑的眉毛微微弯曲地扬着，头发非常短，毛茸茸地勾勒出头颅的轮廓。“你不是我们组的吧？你是哪个组的？”

“Macus，高个子黄头发老师那个组的。”我答道。

“你知道吗，我有Macus私人的电话和电邮！上次跟他聊了一下。”他故作神秘的说，我听得很仔细。“作为你通过了我残酷Bjork音乐测试的奖励，我把它们给你！”

我心中暗喜，得到老师个人电邮意味着随时能和他联络，对设计很有帮助。于是我衷心地感谢了他。这时他才把手里摇摇欲坠的东西基本粘好，站起身朝我这边走来，伸出手说：

“我叫Gabriel Ulacco。很高兴认识你。”

“哎？Ga……啥？”我一下子记不住这么长的名字。

“叫我Gabe就可以了。”他说，“我自己都记不住这个该死的全名呢。”

我也伸出手，说：“我叫Yile Wang，你可以叫我Wendy。”

握手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腕上戴着一个手链，暗色的，上面有五个英文字母穿起来的小珠子写着“V.E.S.N.A”。

“Wendy，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Gabe。你加油工作吧。”

“不然，再来点Bjork？”

“当然！”

于是在夜晚十二点的课室里，冰岛女歌手的声音像一曲甜蜜的咒语，响彻云霄。

五月，我的记事本上用红色的笔划了一个日子。这是他的生日，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组员之间在讨论星座的问题，而我们互相都不经意的说出了自己的生日。我好像一个初恋的无知少女一样，一边假装参与讨论，一边暗自窃喜地把他的生日牢牢记住。为了不让自己忘记，还特意在三个不同的笔记本上用红色的圆珠笔浓浓地勾画出这个来之不易的消息。

我说不上任何特别的理由，来为自己的一举一动辩解。一开始还以为是一种盲目的好感，暗地里也曾经嘲笑过自己的幼稚，但在大一过后我非但没有阻止或湮灭对Gabe的感情，反而变本加厉地对他愈发注意了。在生活中，我一向是一个好演员，微笑而随和的面具厚得让自己都透不过气来，就这样整个大二的生活都在充满自我控制和无意义的痛苦等待中度过了。下半学期时因为受不了闷热小公寓的折磨，我报名参加了一个集训大师班。这应该让我更加有学习的心态，而不会终日为这个意大利澳洲混血头晕眼花了。

不幸的是，或者说万幸的是，当大师课第一次的个人介绍开始十分钟后，他和他的女朋友安吉拉前后走进教室。我只觉得耳朵里嗡的一声，开始觉得这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诅咒了。Gabe在我对面坐下，对我顽皮的眨了下眼镜，说：

“Wendy，好久不见了，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我的面具在最短的时间内组装完毕，不留缝隙地，我也顽皮地眨了眼睛。“Gabe Style。”我调侃地说。

他无声的笑了，笑了好几秒。为了不发出笑声，他努力地抿着嘴唇，双颊却止不住地挑起，眼睛也眯了起来。只看到浓密的睫毛和他的眉峰几乎贴在一起，好似两弯灿烂的新月，照耀得我不知所措地坐着。他觉得我是幽默的，所以他看见我是高兴的。在那一瞬间我似乎理解了一点点所谓爱情的定义，也稍微看到了一点在那不久的将来把我整个爱情观改变的情愫。